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西周最大的青铜器，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为西周早期大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2段，共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
清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省眉县礼村，自面世后经历了诸多人的转手。先是清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将其买下，因器型巨大，十分引人注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周庚盛把鼎转卖给了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又出价3000两白银重新购得宝鼎。宋金鉴去世后，宋氏后人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了他。
清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他，左宗棠才获脱免。潘祖荫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感谢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常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易示人。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然而终被潘家所回绝。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潘家后人见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年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捐献给国家，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潘达于祖籍苏州，原姓丁，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辛亥革命后返回苏州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1923年，18岁的潘达于嫁入潘家成为潘祖年的孙媳，在丈夫、祖父相继去世后，年仅20岁的潘达于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大盂鼎最初为上海博物馆收藏，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铭文通篇章法规整，书法体势严谨，分为左右两段，奠定了西周时期长篇铭文布局之规范。铭中结字方正，大小参差，笔画粗细不等，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浑厚，故作品呈现出一种宏伟的气势，为世人所瞩目。铭文中部分字象形意味较浓，其中的“有”“厥”“又”等字捺笔与商代末年相比，波磔更加分明，形成了西周早期独特的书风，雄壮而不失秀美。
铭文篇首“唯九月”与篇尾“唯王廿又三祀”，是作器者盂“受命”之时间。此种以时王在位年次纪年，且置纪年于篇尾，是西周初期金文的纪时程式，秉承殷制。作为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最早的册命类出土文献，大盂鼎铭文反映了西周时期册命制度的演变，是历代史学家研究周代政治制度以及周王与臣属之间关系的重要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